34、
                路超远  （教育在线·李镇西之家）   
  
  

指点迷津
我以为我有教书的天份。因为和很多学生讨论什么问题，他们总在我刚起头就明白我的意图。于是我不屑于学校给我安排什么课，我认为我都能教得很好。
我也很有学生缘。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我随便说他们什么，那怕是大声责骂，他们也不会生我的气，而其他老师就不一定行。
可是上学期我教英语，教出了最好和最差的两个班，让我受了内伤，至今未能痊愈。我突然觉得在教书上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我以为我只要把自己的心擦拭得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学生就会喜爱我。你说呢？

                      给路超远老师的建议

                       王晓春
据我自己的经验，像路超远老师这样与学生有亲和力，确实是一种天分，有这种天分的人从事教育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我想路超远老师一定明白，天分只是成功的条件之一，它并不能保证你成为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因此，路超远老师工作中出现中出现一些困难是完全正常的，有天分的人常常如此。这一点也不证明您将来无法成为优秀教师或教育家了。来日方长。
所以我建议路超远老师沉下心来研究一下，成绩最差的那个班与成绩最好的班有何不同。如果下学期路超远老师能拿出不同的办法“因班施教”，情况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以为我只要把自己的心擦拭得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学生就会喜爱我。”这是文学语言，含义不清。若是指教师毫无隐私可言，或者永远不和学生动心计，则愚以为不可。
                                2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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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王晓春 于 2006-01-28 08:56 在大作中提到：[/td]
[/tr][tr]【13】
教法与学法
王晓春
最近，我到一所小学去帮助老师们搞教育科研，总课题是“学法指导”。可是我看了老师们所写的子课题报告后，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学法指导研究，而是教法研究。这种思路从老师们自己确定的子课题题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培养学生自信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激发学生说话兴趣、培养学生说话能力的研究
    *优化课堂提问、提高学生主动参与阅读教学实效的研究
    *如何提高学生注意力？
    *精心设计课堂提问，引发学生主动探究
    *提高应用题教学实效的研究
    *从兴趣入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提高学生探究兴趣，发展学生创造力
    *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培养小学生的注意力，提高音乐课教学质量
    *通过情感教学，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改革教学摸式，促进学生劳动技能的形成
   
（本文作于1999．11．3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tr]
王老师：
　　你好！关于这个学法的问题，我想了好几天了，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法研究呢？
　　我颇似您所说的“教学婴儿”！还是请教一下吧！我列几个您看看能不能算学法研究方面的：
　
　　１、做好课堂笔记的方法研究。
　　２、课前预习的方法研究。
　　３、课后及时复习的方法研究。
　　　　　……
　　感觉以上这些，应该算是学法研究了。但课堂上呢？
　　１、课上合作学习方法的研究
　　２、学生在课上的提问技巧研究
　　　　……
　　这样的算吗？感觉和现在课堂教学的一些研究还是一样的。

【18】
救救学生的耳朵
王晓春
      给上初中的外甥解答语文题时，在练习册上见到一篇课外的散文，被吸引住了。文章简洁明快，舒卷自如，而且很幽默。其中道出的生活哲理，正所谓“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我不禁击节称赞：“此文不俗，非寻常作家所能为。”正在上大学的儿子马上凑过来瞧。看完了说：“确是不同凡响。没有署名，不知道谁写的。”我说：“像是一位港台作家。”儿子说：“味儿是像。”
     外甥听愣了：“我怎么看不出来？你们怎么看出来的？给我讲讲。”
     这回轮到我们父子俩发楞了。简洁啦，幽默啦，倒还能凑合给他举例说一说。至于从什么地方看出是港台作家写的，说不清楚。如果文章中有一些词汇是大陆作家不用的，那也好办，可惜又没有。当语文教师二十几年的我，一时语塞。
     “有许多东西是没办法讲明白，不能靠耳朵得来的，只有自己用心慢慢去体会”我对外甥说，“比如腰酸腿疼这个‘酸’字，如果你的腰从来没酸过，那神仙也没法给你讲明白，耳朵帮不了你的忙；如果你体会过腰酸得滋味，谁也甭讲，你自然就懂。我们爷俩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主要就是靠体会，靠咀嚼。”
     “ 那我为什么体会不出来？”外甥问。
     “问得好！这主要是因为你书读得少。读多了，就找到感觉了。这件事光靠听老师讲可不行。”
      迷信听讲，已经成了流行病。好像讲得多，讲得细，才是好老师；好像各种知识全是靠耳朵听来的。其实据科学家研究，人们得到的信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靠的是眼睛。按这种意见，我们的学生们上课时学习器官的利用，恐怕比例不妥。太抬举耳朵，太劳累耳朵，太难为耳朵了。耳朵“超负荷运转”，眼睛“开工不足”，嘴巴“闲置不用”，脑子“降格使用，只干粗活”，怎能学得好？
    有些家长也推波助澜。听说哪位老师上课讲得少，不问青红皂白就说人家“偷懒”；老师若“满堂灌”，家长就认为“负责任；”若加课时占休息日猛灌狂灌，则有希望当“劳模”了。请个家教，发现他并不哇啦哇啦老在那儿讲，也不高兴：“你不讲他怎么会？”那就讲吧，校内外一齐上，讲风盛吹，风力与日俱增。一遍不成两遍，两遍不成三遍，三遍不成四遍……直至 x遍。学生的耳朵老师的嘴，录音机对放音机！
     殊不知人的本事主要是自己学来的，而不是听讲听来的。对于这个道理，成年人都有体会，即使少年儿童时期，学习和听讲也不能划等号。“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何必都由老师来讲？自己悟出来的东西才更可贵，自己悟出东西来才是真正的能力。
     然而老师若迷信讲解，他可就把时间全占走了，学生哪有工夫自己看书思考？
     讲得太多，其中就难免有“噪音”了。耳朵太忙，脑子就要锈住了。
     耳朵太累，它自己也会迟钝的。现在学生听讲质量普遍不高，原因之一是讲得太多。这和家长越唠叨孩子越听不进去道理一样。
     因此，减轻学生负担，应从减轻耳朵的负担开始。减轻了耳朵的负担，学生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救救学生的耳朵！                              
（本文作于1996、3、31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附记：十年前写上文时，教师满堂灌仍是主要危险，现在情况有了某种变化。我发现很多老师上课(至少是公开课)讲得少了，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学生。这本来是好事情，可惜学生的发言往往缺乏恰当的引导和指导，竟然成了另一种满堂灌，老师灌学生变成了学生灌学生。古人云：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人是可以整天说话而不动脑筋的，人是可以终年饶舌而毫无进步的，所以我们看一堂课好坏，决不能只从表面现象上看学生发言是否踊跃，重要的是看学生发言的“含金量”。看来光救学生的耳朵还不行，有时连他们的嘴也要拯救。嘴的负担过重，脑子也会偷懒的。
                           2006，2，1

《教育智慧从哪里来》一书已收到，多谢王老师！

35、
太行：（k12）
王老师：
你好！关于这个学法的问题，我想了好几天了，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法研究呢？
我颇似您所说的“教学婴儿”！还是请教一下吧！我列几个您看看能不能算学法研究方面的：
１、做好课堂笔记的方法研究。
２、课前预习的方法研究。
３、课后及时复习的方法研究。
　　……
感觉以上这些，应该算是学法研究了。但课堂上呢？
１、课上合作学习方法的研究
２、学生在课上的提问技巧研究
　　……
这样的算吗？感觉和现在课堂教学的一些研究还是一样的。
                    答太行老师
                      王晓春
太行老师问题提得好。
愚以为按目前中小学教师的常见心态和思维方式，研究学法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一抬脚就会走进“教法”的老路。他太习惯了。
太行老师也有这种倾向。
比如太行老师说的“做好课堂笔记”、“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虽然属于学习方法，但都是从教师角度提出的要求。事实上，有一些学生不做笔记、不预习、不及时复习、总体学习效果反而可能更好。我上学的时候就从来不预习，预习了我就不爱听讲了，因为我往往对初次听到的东西印象最深。
所以我主张，如果一位教师真想研究学习方法，最好他先忘记自己是教师，而且放弃一切关于学习方法的定见，到学生中去调查，看他们是怎样学的，总结出经验教训来，介绍（注意是介绍不是推广）给学生。当然也可以把前人和教师自己的学法推荐给学生。
学习方法的研究，最好从调查开始，先调查，再研究。
学习方法，从根本上说，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与个性很有关系。比如鲁迅看杂志总是从后面往前看，这对他可能最合适，对别人就不一定适用。教师也许能总结出一些学习规律，但是一定要告诉学生，只供参考，千万别照搬。
教师的根本任务并不是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而是提供很多情境，加以指点，让学生自己学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学习。
学习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不能要求那么多学生用同样的方式活着，也就不能要求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学习。
                                   2006，2，2

【19】
                        关于“指挥棒”的思考
                              
王晓春
     
鉴于我国国情，在可预见的将来，升学考试恐怕是取消不了的。考试不能取消，考试“指挥棒”就存在，大大小小的“指挥棒”，总要有人挥舞。因此，现实主义的态度就不是埋怨“指挥棒”的存在与挥舞，而是应该研究如何更艺术地舞动它，以减弊增利。下面以中小学语文考试为例谈谈这个“指挥棒舞”的舞姿问题。
语文与数理化不同。学好数理化的关键是听讲和做题，学好语文的关键却是学生自己读书。学生都知道，数理化缺了课，要赶快补上；语文缺了课，补不补问题不大。可见他们对语文课的本质理解颇深，也可见语文老师的讲课，作用与数理化讲课确有不同。真正语文学得好的人，都是课外书读得多，几乎无一例外。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语文考试题应该促使学生自己多读书。谁读书读得多，谁读书读得认真，能独立思考，谁才能在考试中得高分；否则就得低分。这样的语文试题才是高明的，考试的“指挥棒”应该这样舞动。
然而，现在的语文考试题却远非如此。字词题有些简直是考你是否背了字典或者页下注解，拼音和标点则专门考你将来用不着的部分，因为这些地方容易错。还有语法，修辞，段式（总分，分总，总分总），记叙文的六要素，顺序、倒叙、插叙，议论文的立论、驳论，论点、论据、论证，说明文的说明顺序、说明方法，等等，这些东西你要想考好，重要的不是多读文学作品，而是认真听讲，多做题。分段和阅读分析似乎有赖于读书的多少，但是标准答案常常极其死板，不讲理，连作家和大学教授都做不对，所以多读书也没用。作文本来是和读书关系最密切的考题，然而聪明的老师想出了“脑子里装着文章进考场，根据考题改头换面”的绝招，读书少作文少的学生照样可以考高分。于是很明显，要想考高分，最佳方案就不是多读书，而是像数理化那样——题海战术。这就是语文考题“指挥棒”传递给学生的信息。背离客观规律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学语文不以读书为中心而以听讲做题为中心，其必然结果是把读书的乐趣变成了做题的折磨，学生日益讨厌语文课，实际语文水平与考试分数一天天背离，最后弄到通过了语文高考的大学生不得不补语文课的程度。
语文考试（这里指的是期末和升学考试，小考不算）出题的方针，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条：
（1）        要使读书多的学生得高分；
（2）        要使语文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得高分；
（3）        要使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得高分；
（4）        要尽可能提高分数的非智力因素含量。也就是说，要从考分中，尽可能多地检查出学生的注意、兴趣、意志等心理品质，而不是光检查语文知识。                       
这几条说起来容易，落实到考卷上很难，需要大胆的构想，艰苦细致的研究、实验。比如，可以不单考“基础知识”只考阅读和作文，但考法要改革。阅读考题，从小学高年级往上，应以课外题为主；少考语段，多考全文；增加阅读量，考查学生迅速捕捉信息的能力。少考或不考选择题，淡化标准答案。还可以考虑在非升学的考试中增加口试。这样，就有希望把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切切实实多读书的轨道上来。旧时的语文教学，主要是学生读书作文，老师讲得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科学体系”、“科学方法”的花活，效果并不差。可见花拳绣腿之有害，反璞归真之必要。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感谢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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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王晓春 于 2006-02-03 08:57 在大作中提到：[/td]
[/tr][tr]【19】
                        关于“指挥棒”的思考
                              
王晓春
     
鉴于我国国情，在可预见的将来，升学考试恐怕是取消不了的。考试不能取消，考试“指挥棒”就存在，大大小小的“指挥棒”，总要有人挥舞。因此，现实主义的态度就不是埋怨“指挥棒”的存在与挥舞，而是应该研究如何更艺术地舞动它，以减弊增利。下面以中小学语文考试为例谈谈这个“指挥棒舞”的舞姿问题。
语文与数理化不同。学好数理化的关键是听讲和做题，学好语文的关键却是学生自己读书。学生都知道，数理化缺了课，要赶快补上；语文缺了课，补不补问题不大。可见他们对语文课的本质理解颇深，也可见语文老师的讲课，作用与数理化讲课确有不同。真正语文学得好的人，都是课外书读得多，几乎无一例外。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语文考试题应该促使学生自己多读书。谁读书读得多，谁读书读得认真，能独立思考，谁才能在考试中得高分；否则就得低分。这样的语文试题才是高明的，考试的“指挥棒”应该这样舞动。
然而，现在的语文考试题却远非如此。字词题有些简直是考你是否背了字典或者页下注解，拼音和标点则专门考你将来用不着的部分，因为这些地方容易错。还有语法，修辞，段式（总分，分总，总分总），记叙文的六要素，顺序、倒叙、插叙，议论文的立论、驳论，论点、论据、论证，说明文的说明顺序、说明方法，等等，这些东西你要想考好，重要的不是多读文学作品，而是认真听讲，多做题。分段和阅读分析似乎有赖于读书的多少，但是标准答案常常极其死板，不讲理，连作家和大学教授都做不对，所以多读书也没用。作文本来是和读书关系最密切的考题，然而聪明的老师想出了“脑子里装着文章进考场，根据考题改头换面”的绝招，读书少作文少的学生照样可以考高分。于是很明显，要想考高分，最佳方案就不是多读书，而是像数理化那样——题海战术。这就是语文考题“指挥棒”传递给学生的信息。背离客观规律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学语文不以读书为中心而以听讲做题为中心，其必然结果是把读书的乐趣变成了做题的折磨，学生日益讨厌语文课，实际语文水平与考试分数一天天背离，最后弄到通过了语文高考的大学生不得不补语文课的程度。
语文考试（这里指的是期末和升学考试，小考不算）出题的方针，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条：
（1）        要使读书多的学生得高分；
（2）        要使语文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得高分；
（3）        要使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得高分；
（4）        要尽可能提高分数的非智力因素含量。也就是说，要从考分中，尽可能多地检查出学生的注意、兴趣、意志等心理品质，而不是光检查语文知识。                       
这几条说起来容易，落实到考卷上很难，需要大胆的构想，艰苦细致的研究、实验。比如，可以不单考“基础知识”只考阅读和作文，但考法要改革。阅读考题，从小学高年级往上，应以课外题为主；少考语段，多考全文；增加阅读量，考查学生迅速捕捉信息的能力。少考或不考选择题，淡化标准答案。还可以考虑在非升学的考试中增加口试。这样，就有希望把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切切实实多读书的轨道上来。旧时的语文教学，主要是学生读书作文，老师讲得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科学体系”、“科学方法”的花活，效果并不差。可见花拳绣腿之有害，反璞归真之必要。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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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好书，我在书店去找找，买本洗脑。

感谢王老师的指点！

37、
  
     和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谈话过程（教育在线·李镇西之家）
秋叶一片
从外地来姥姥探亲的小外甥这学期被评为了三好学生。对姐姐一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小外甥对此更是极其兴奋，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自动汇报了，甚至他仅仅四岁的小表弟。孩子的成绩、荣誉是会影响家人过年的气氛的。出于职业的习惯，很想知道他们那（哪座城市的一所名校）平时是如何对学生做出评价的。一个四年级孩子的发言有时比有些报纸、报刊报道的真实。
昨天姐姐和姐夫回去了，留下了舍不得哥哥、姐姐还有小表弟的外甥。小家伙来昨晚就住在我这。
下面是今天早晨我和他早饭后的谈话过程，为了看起来方便，分了三部分——
1、安全小卫士
“舅妈，今年我还被评为了‘安全小卫士’”小家伙很自豪。
“‘安全小卫士’平时负责什么？”我们这没有这称号。
“就是看到有不遵守秩序的提醒他。比如说下雨了，有的同学去踩水，我就提醒他。要是他不听就给他扣分。”听明白了，和我们这纪律检查员职责差不多，看来是平时比较负责的检查员学期末就会被评为“安全小卫士”。
“是不是谁不遵守秩序都要扣分？”
“当然了！”
“是吗？”在我怀疑的语气中小外甥不再那样理直气壮了，诚实的孩子是不允许自己说不符合实际的话的，哪怕是有一点点和实际不符。
“有时也不扣。比如说自己班的同学。”小家伙不好意思了，“不过这种时候不多，扣自己班同学的分班主任也会不高兴了。”
这种情况，有好多班主任都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因为那些孩子们打出来的分数关系的不仅仅是班主任费。展开来后还有考评、荣誉、职称等等。于是在老师的暗示下，孩子们学会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2、小干部的人际关系
“你和同学们在一起关系好吗？”想知道有特权的小干部真实的同学关系。通过自己平时的观察无非有两种：一、比较公平的班干部，有威信，和同学们相处融洽。二、以权压人的班干部，同学们敢怒不敢言，同学威信低。
“还行，因为我管纪律同学们课下都愿意和我玩。”看来小家伙的人缘里，权利起了作用。
“要好的朋友犯了错误你能‘秉公执法’吗？”
“舅妈，你不知道。最要好的朋友知道我管纪律，为了不让我为难，他们很少不遵守纪律的。”这一点很像我们成人朋友间迫与友情而产生一些制约。
3、红花=三好学
“你有不敢管的人吗？”这句话问得不好，不过我的确想知道。
“有啊，我们班长。”小家伙到是诚实，“我可不敢管她，她很霸道。一不高兴了就给我扣红花。”说到这小家伙的神情有些激动了。一直认为过了红花对高年级的孩子魅力不大。看来这个问题又得再思考了。
“平时你们老师都是怎样记录红花的？”这种发红花、贺卡的方法自己曾经也用过，效果也有，孩子们为了积累红花或贺卡而努力做得更好。现在几经不用了，一是自己操作比较麻烦，放手给班干部就很可能在同学关系上制造一些麻烦。更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们在争红花或者贺卡的过程中，他们满满的忘记了自己努力的真正目的，如果贺卡、红花没有了，他们还会努力吗？
“我们老师把我们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同学们的红花有组长记录。老师都有规定做满几件好事就给一朵小红花。每周的班会课上班主任公布红花。犯了错误要扣红花的，我们班就有一个孩子现在就被扣了10朵小红花。期末考试就根据小红花的数量来评三好学生。”
如此评法真是简单。一切班级工作都和小红花挂钩了，班主任的工作也就省心了，班主任也就谁也能当了。
“这种办法你喜欢吗？”
“喜欢。红花多，班主任在期末评语中写得就好，爸爸妈妈就高兴。红花少，班主任在期末评语中写得就不好，爸爸妈妈就不高兴。”孩子说的是真心话。
“无论老师怎么评价你，你这一学期的努力都在那，班主任的评语对你爸爸妈妈那么重要吗？”我们的好多家长往往以老师的评价来代替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表现。
“反正没有奖状，爸爸妈妈会不高兴。”这也是实话。
思考：
作为一名班主任，很想听到来自孩子们的真实声音，因为这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帮助。为此我常和孩子聊天，尤其是别的班上的孩子、别的学校的孩子。
和外甥的谈话让我想到的几个问题——
1、 校的常规管理是不是必须采用这种学生或老师的打分方式。这种方式对被检查的同学、检查员本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2、 班干部的任命问题。把一些班务放手给班干部，老师轻松了。也锻炼了少数同学的能力。可我们是否认真地考虑过一些不称职的班干部会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3、 红花=三好学。这种简单的模式恐怕在更多的学校里盛行。怎样看待这种发红花以不变应万变的情况？
仓促成文，错误多多。欢迎讨论。等待批评。
              
           秋叶老师与小学生的谈话
                      王晓春
愚以为这个谈话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学生人际关系的不良社会化问题。
与教师冠冕堂皇的教育并行不悖的，是学生之间庸俗的人际关系。社会上的一套请客送礼、阿谀奉承、以权谋私、拉帮结派、欺软怕硬，在学生中都可以看到雏型。这恐怕不能全怪教师，因为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教师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给予适当教育，就失职了；若带头搞这些东西，则有损师德。现在人们一谈师德就只强调“敬业”、“爱生”，其实师德应该是教师整个的人格，如此说来，完成任务好的教师未必就是品德好的教师。
2、以管理代替教育。
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沟通。如果只靠小红花控制学生，教育就变味了，我们把这种思路称之为“以管理代替教育”或者“管理压倒教育”。思想懒惰、能力不够、素质不高的教师常常会走这条路。他们有人就凭强化这种管理也可以被评为“优秀教师”，但这种“优秀”，含金量很低的。
3、小干部使用和监督问题。
让小干部管事，当然有必要。问题是应该有个民主机制监督他们，而且教师要小心成为“昏君”。我主张，宁可相信好的制度，也不要过分相信某个学生干部。
这个小学生是秋叶老师的外甥，所以秋叶老师能听到一些实话。孩子对班主任恐怕就会说另一套吧？可见，每一个班主任都有当“昏君”的危险，有不少人甚至可能已经当“昏君”多年了。
                                      2006，2，4

您辛苦了！

【20】
                 
                对待应试的两种现实主义态度
                     
                              王晓春
考试恐怕是躲不开的。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有很多弊端，然而用别的办法弊端会更多，我们至今尚未找到更公正、更有效、更合理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可预见的将来，考试是难以回避的；不管我们怎么反对应试教育，应试总还是要有的。素质是软性的，分数是硬指标。我们不能单纯以考分高低判断教育成果，但是如果你自称搞的是素质教育而学生成绩不能提高，家长是通不过的。所以，任何一个教育者，只要他不是空谈家，只要他有责任心，他就必须对应试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然而现实主义不只一种，现实主义是有高低文野之分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出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
这样说太抽象了，我们打个比方。教师不是被人们誉为园丁吗？我们就用种果树来比方。
甲乙两位园丁分别承包了两片果园。园丁甲承包10年，园丁乙承包100年。园丁甲大干快上，不改良品种，不改良土壤，狂用化肥，猛施生长素，数年之内，产量剧增。不但大把挣钱，而且被誉为果树大王。然而，果树专家却指出，该承包区土壤正走向板结，水果的品质也在退化，口味一年不如一年。但园丁甲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等问题严重的时候，他的承包合同也到期了。
园丁乙作风大不相同。他也施化肥，也用生长素，适可而止。他注重施有机肥，注重品种改良，注重技术改造，自己还学习大学的果树课程。结果是在数年之内，他的果园产量可观，经济效益也很好，只是没有园丁甲那么“火”。园丁乙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活100年，现在要为子孙打好基础。
两位都是现实主义者，却有高低文野之分。
应试教育者就像园丁甲，素质教育者就像园丁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试教育者在树“木”，素质教育者才是在树“人”。
这样说似乎太远了，教书毕竟不是种树，教师也不同于农民老大哥。我们还得再现实主义一点，说到学校里面来。
小学一年级数学考试中有一道看图题，上面画着一些火柴，共分4份。前3份每份都有若干根火柴，第4份只画着1根火柴。问题是：“图上共有几堆火柴？”标准答案：“4堆。”同学也都是这么答的。有一小男孩却答道：“3堆＋1根。”他认为1根不算“堆。”
教师甲给这道题判错，理由是“从小就要训练孩子按标准答案答题，少出邪的，不然将来考不上好学校。”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教师乙判对，理由是：“题目有缺点。孩子思维严密，难能可贵。”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只不过侧重点是在思维能力上。长远来看，对提高考试分数的好处更大。
两种现实主义，自有高低文野之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二年级小学生，数学课无论作业还是考试，都不爱用草稿纸，即使是大数的运算，他也用心算。心算的准确率当然不如写出来，所以他考试很少得100分，总是差那么几分。
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态度。
教师甲气愤地指责：“你能得100分为什么不得？太懒！以后必须用草稿纸写，听见了没有？”
教师乙则说：“你的心算能力真强。希望你注意力再集中一点，尽量少出错。也可以这样，你平时作业用心算，考试的时候，没有把握的题，写出来。能得100分，为什么不得呢？”
两位老师都是现实主义者，都希望孩子得100分。但教师甲是以牺牲孩子的优点为代价提高分数，而教师乙却是主要靠发杨孩子优点的办法提高孩子的分数。多用心算效率高，年级越高越明显。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显然教师乙的方法优于教师甲。
两种现实主义，一种是单纯应试型的，一种是素质教育型的。
再举个中学的例子。面临中考，两位语文老师都在帮学生准备作文，让学生写一些文章，筛选后，反复修改了，背下来，到时候学生根据题目灵活运用，这叫做“带着作文进考场” 。经验证明，这是应考的一种窍门。两位教师都这样做。然而，教师甲平时并不重视作文，一个学期做不了二三次，只是拼命让学生做练习题；教师乙平时按量让学生写作文，考试前虽然也让学生背作文，却对学生说清：“这不是学习写作的正经路子，只是一种提高考试成绩的权宜之计。真正提高写作水平，还是要靠多读书多写文章。”
这两位老师在教学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同路人。他们只是在面临考试的一个短时间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其实指导思想并不相同。本来他们就不是走在一条路上，再往前走一点，他们又会分道杨镳。搞素质教育的老师，有时为了迅速提高成绩，也会做一些他们自己并不赞成的事，这是一种操作层面上的让步，但他们一定会向学生讲清是非，避免谬种流传。搞单纯应试教育的老师则站不了这么高，在他们眼里，考前背作文，“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临时措施。
他们都很现实，都在抓分，但显然也有高低文野之分。
可见“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无区别”论是不对的。有人就这样说：“什么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不都得考试吗？我看不出哪是素质教育，哪是应试教育，我就认得分。”这种人显然是走在应试教育的路途上。如果他站得再高一点，眼前就不会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了。
要区别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空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举老师们司空见掼而又熟视无睹的例子，说出个－二三来，才能服人。在评价具体的教育行为时，要特别重视教育的过程，不要光看结果。因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区别，在过程中比在结果中表现得更清楚。
在强大的考试压力面前，所有的老师都得做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是有层次的。您在哪一个层次上？                    
（本文作于1998、2、14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王老师说得太好了，我每天都看你的帖子。
我认为作为有良心的教师既要为孩子眼前考虑，也要为他们长远作想。中庸而不能走极端。

38、
指挥家和他的交响乐（教育在线·李镇西之家·wxch帖）  
——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
●干国祥
四川省教科所《教师之友》编辑部，610061
被扭曲的师生关系
从教于公立学校十五年的经历，使我有无数经验来理解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学校与监狱、军队极为相似的规训与惩罚的内在结构。当年在我身边抽烂了竹鞭的教师，现在有些已经成了校长和当地名师，只是不知道每年假期必听的那几场师德报告，能不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非是一具没有痛感没有羞耻心的肉体，而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尊严与渴望的生命。
在私立学校里工作的那一年，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抢夺生源替代规训学生、提高考分成为学校最主要的目标，所以市场主义一夜之间粉碎了师道尊严的神龛。一个学生的告状可以扣除相关教师的奖金，几个学生的不满（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满这一事实）可能导致一个教师的失业。不经意间，教师从充满威权的工头，一下子成了既要维护教室纪律又要对被监管者小心翼翼微笑的尴尬角色。
这两种师生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截然相反，但究其本质却完全一致。在这种“我和他”的关系中，要么我是皇帝他是奴隶，要么他是皇帝我是奴隶，而都没有体现出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二者都是通过剥削对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都是极度扭曲与破裂的师生关系。
两种解决方案
如何改善师生关系？减少校园冲突？目前现行的主要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历史较为悠久流行极广的“爱心方案”，二是以魏书生老师为代表“智慧方案”。
“爱心方案”的具体思路是这样的：教师由原来过于严厉的“父性”改变为“慈爱的母性”（或者适当保留父性权威，采取恩威并施的双亲混合角色），这用爱的愿望与策略缓和强硬机械的教育目标和学生自由意愿之间的激烈冲突，这样，既能够确保教育目标的完成了，又能够尽可能少地损伤学生的天性。当然不可能完全避免矛盾冲突，但原先师生间的“教室冲突”因为爱的“润滑”而转化为类似母子式的家庭矛盾，“孩子”最终将在“爱”的感召下皈依，完成对未来有益的学习任务。在这种方案中，师生关系也就是象征性的“母子关系”。
“智慧方案”的具体思路则是这样的：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反省自己的行为与内心，从而对每一个行为产生正确的认识（小到不小心丢下的垃圾的意义，中到顶撞教师与父母的背后的问题，大到认识到学习的快乐，等等）。通过反复进行“道德长跑”，从而在学生内心建立起与外在标准相一致的道德秩序，形成“内心的道德律”，从而成为一个“自律”的人。这样，教师也就能够借助于学生自己的“良心”，处理一切矛盾与问题。在这种方案中，师生关系比较隐晦，因为如魏老师所体现出的那样，教师更像是一个道德与人生的导师，但如果援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导师也就是理想的“父亲角色”，所以这种关系也就是成功的“父子关系”。
当然这两种方案并没有构成矛盾，正像魏老师也一样借助于对学生的爱一样，“爱心方案”同样借助于形成学生的自理与自律。也就是说，兼施这两种方案的“严父慈母－子”的关系，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师生关系，也是借以治疗扭曲的师生关系的主要药方。
应该说，这两种方案的疗效是显著的，从近十几年一线教师所写的教育叙事文章中，大多数在师生关系上成功的经验，主要是采取这两种方案（或其中的一种）。而且如果这两种方案能够实实在在地在每一所学校得到普及的话，那么这一进步也不会亚于课程改革的成功。但是，即使它们在操作上获得了成功，也仍然必须经受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伦理学的审察。
如前所述，师生关系的冲突，主要体现教师总是表现为外在目的（利益）的代言人，而严厉的外在目的（如成为清教主义式的道德完人，在期末考出高分——因此需要每天不间断地强化训练，考上名校——这此只能挤入前队列的百分之二十，放弃个人兴趣以适应繁重的规定课程，等）与学生的天性往往存在着不可填补的鸿沟。这个外在目的同样打着“为学生”的名义，但学生因为不理解，所以并不买帐，于是两种目的的冲突就以师生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
其实不难发现，在这两种方案里，前一种方案对师生关系潜在的冲突采取了回避的方法。它就像一个母亲将饥饿寒冷的孩子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告诉他“我也一样饥饿寒冷且无能为力”一样，在残酷的教育手段与孩子之间，总是采取妥协与折中的方法，以平息学生因不堪沉重的压力而产生的痛苦与愤怒。我因此把“爱心”视为学校教育机器中的润滑剂，它并没有改变机器的本质，而只是用润滑剂，来减少甚至有效地消除机器运转时产生的磨擦，确保机器的正常运转。更有甚者，不少爱心牌老师打着“爱”的旗号，“以爱的名义”，悄悄地走上了加班加点等压迫式师生关系的老路上。
而以魏书生老师为代表的“智慧方案”，同样没有对压迫式教育现实进行反思，甚至可以说这种方式比“爱心方案”更为有效地推进了压迫式、压榨式教育。如果还以饥饿寒冷的母亲来作比喻的话，这种方案会告诉学生：适度“饥饿”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可以用“辟谷”的方法，来达到物我两忘，乃至与天地合一的境界。或者通过“道德长跑”，学生可以认识到“饥饿”乃至一种物欲的膨胀，而要真正的成功，就得克制乃至根除这种欲望。——显然，我这里已经将“饥饿”当成比喻中的比喻，指学生实现存在的一切欲望的未满足状态。
这种教育形成的学生人格，并非真正的“自律”，它可以用“权威主义良心”或“超我”这些词语来形容。如果说“权威主义伦理”就是由拥有权力的一方决定另一方（孩子，学生）的规范，并要求另一方遵守，“人道主义伦理”是由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现实与传统的对话来确定规范并遵守这个规范，那么“权威主义良心”就是用巧妙的方法，将外在权威的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心的规范，并自觉地遵守它。无论是实际是让学生反省错误的“说明书”或者沦为“道德长跑”的日记，都是将外在权威的声音内化为学生内在声音的技术。当这种技术取得圆满的效果，即学生拥有了权威主义良心之后，那么他不仅成为教师面前的好学生，而且他还将是自己灵魂的苛刻的监护人，他将帮助教师时时刻刻监督着一个可能会有歪念头冒出来的“不法奴隶”。在这样的时候，还愁什么纪律不能保证，学习不够刻苦呢？刚才“饥饿”的比喻看似荒唐，其实文革中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洗脑”成功之后，被催眠者确实可以将最糟糕的情况，视为天堂的。
一种新关系的构想：我和你
师生关系是在教育中形成的，所以如果真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教育的本质及其目的。如果教育是为了考上大学，那么教育就是智力训练，师生关系就是智力教练与智力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如果教育是为了提高学校在“优秀率、合格率及录取率”这“三率”上的排名，那么教育就是分数生产，师生关系就是工头与工人的关系。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虽然解开这个天问可能需要若干本书的讨论，但如果我暂时地把它描述为“帮助学生（个体与复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幸福”的话，我想可能是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对。
但是回答“什么是幸福”，则可能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教师和家长一贯的想法是“明天的成功”！然而上面我用“可持续发展”来替代可能引发歧义的“一生”，其实已经表明了一种态度，即：“一生的幸福”不是最后终点上的幸福，而是在整个一生所有阶段——包括现在——都获得幸福。对于“幸福”本身的定义，相信就是马斯洛需要层次上的所有需要（包括饮食、性爱、安全、温情、他人认可、成功、意义感等）的满足。问题在于，这些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是矛盾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规划一生的需要满足，对任何当下出现在他面前的复杂的、矛盾的需要，学会认识、审察、反思、选择。
譬如，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在他的面前，同时出现着这些“需要”：目前的可见的成就感（他可以用成绩、手工、体育等多种方式来满足，但如果社会不承认其中的一些行为，比如劳动课表现出色，那么这种方案显然不会被他接受），性与爱的需要（但是如果社会的禁忌可能触动他的安全，那么他得考虑一下这个需要是否应该被选择；但是如果他能够安全地满足这种需要，那么他要考虑的便是是不是需要对父母灌输的道德负责了），想要在未来成为工程师（这样，即使是比较枯燥的物理，他也必须认真面对），希望能够写出漂亮的文章（所以他不但要读一些有兴趣的书，而且要有意识地提高阅读品位，同时，他可能还会参加文学社这样的团体），尊敬老师（不仅是能够获得老师的喜爱，而且也表示自己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同学面前表示自己有个性，并非只是温顺的小绵羊（这样，他可能要适当地寻找机会触犯纪律，或者表演一些冒险的言行），……这些需要是错综复杂的，同时又可能是矛盾重重的。
那么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学会选择，并且承担这种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并非是拥有确定方案的智者，也不是外在教育目的（即某种方案）的代言人，而是学生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以及学生自我决策过程中的“协助者”。学生的认识能力与道德能力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他不是一开始就懂得明智地选择的（但是我们不让他们选择的结果是他们始终不会选择，所以一旦进大学没有办法约束的时候，更多地便选择了放纵；选择能力是选择行为的结果），他可能认识不到自己的诸多需要的复杂性，所以他就需要教师帮助，还需要教师帮助他获知社会对这些需要的态度以作为他选择的参照。在艰难的个体的选择中，教师提供的故事、童话、电影、自身经历与态度，都可以作为学生选择的参考，但得让学生来自己决定并承担后果。
也就是说，师生关系是建立于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教师，他通过教师的“中介”而逐步地认识世界，通过教师的协助逐步认识并发展自己。同样，教师“成为教师”的意义，也同样离不开学生，也就是说，只有作用于学生，教师才体现出他成为一名教师的价值。他们二者之间就像是指挥家和他指挥的交响乐：没有指挥，交响乐队可能也能演奏出音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乱的，不够和谐的，没有臻于至美的；而失去交响乐，指挥家将一无所有。他们二者既是独立存在的，有着不受对方主观干扰的权益，又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对方，自己将失去认同感、角色感，也就是失去生存的位置感。
世界上有许多词语是相互定义的，缺少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也不复存在，如：父－子、主－客、灵－肉……师－生也是这些互生关系中的一对。长期以来，这些对立的词语被人为地分出主次、高下和是非，武断地褒扬其中一个并贬低另外一个，将二者的关系处于割裂、分离与相互否定的状态中，师生关系同样未能幸免，长期处于这种敌对与分裂中。现在我们必须运用“蕴涵－分离－连接”的复杂视点，来重新看待师生关系。理想的师－生关系，也许更接近布伯所说的神学意义上的“我－你”关系。也就是说，作为教师，“我”应该意识到眼前的学生并非“一系列性质、追求和阻碍的单纯聚合”，而是一个蕴含着矛盾但仍然是一和谐整体的生命。“我”（教师）不仅要从自己的内心和一定的外在的具体目标来思考教育，而且还要进入“你”（学生）成长的内部，依据这种成长的需要，来施行教育。
无须讳言，实现此种“我－你”师生关系需要若干必备的条件。它首先取决于教师是否能够从“权威”的阴影中走出来，正确地认识到教育的终极目的，自己作为教师的意义，以及学生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的不可让渡的自我设计的权力；其次，即使教师已经有信心与能力和学生一道建立这种新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学校依然没有留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若学校仍然是社会、国家、宗教、市场等机构的利益代言人，并要求教师向学生灌输不容质疑的教育内容，那么进行新伦理尝试的教师将像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中的基丁老师一样，最终只能与学生一道成为对抗教育机器的牺牲品；再次，随着市场主义取代国家主义成为影响学校教育的最重要力量，如果家长仍然将孩子的幸福视为与今天的快乐相敌对的明天的成功，那么形成“我－你”师生关系的基础——学生成为自主选择者——将从一开始就难以建立。
如果说这种师生伦理有可能获得认可，并在中国校园中普遍实现，那么它将有赖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课程设计者与开发者、教师、家长乃至学生的共同祈愿。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实现此种师生关系毕竟主要依赖于教师，即使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在日常的教育中禀承这种人道伦理的基本要素。美国电影《霍兰德先生的乐章》一片中，霍兰德先生正是在与我们目前相似的教育环境中，且以并不完全自觉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师生之间的“我－你”伦理。在影片的最后，多年以前受恩于老师的葛楚德小姐对霍兰德先生说：谁说您没有作出交响乐？我们就是你的交响乐！这句话结合电影标题，可以视为“我－你”这种相互蕴涵的师生关系的巧妙诠释。
                      关于师生关系
                       王晓春
师生关系非常复杂，某个比喻或许只能表明师生关系的某个侧面，用一个比喻概括师生关系，总是比较冒险的。干国祥老师用指挥与乐队的关系比喻师生关系，自有高明之处，但也有漏洞，比如干国祥老师很强调学生选择的权利，这很对，但是在乐队中，指挥恐怕是不允许队员选择的。
干国祥老师所说的“爱心方案”和“智慧方案”，其共同之处是以学生为完成教师工作任务的工具，没有把学生看成独立的个人。
称魏书生老师的办法为“智慧方案”，愚以为欠妥。在我的心目中，智慧一般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而魏老师强调的似乎不是科学，那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东西，他引导学生“使劲信”（崇拜）老师，借此统一学生的行为。魏老师相信气功，爱读武侠小说，都不是偶然的。他的“道德长跑”实际是从“思想改造”和“斗私”的路子脱出来的。
但干国祥老师这篇文章总的说还是一篇很可观的作品，给人启迪不少。
我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师生关系的，附在后面供参考。
附录：
                “尊生爱师”
                                ——弥补 “ 尊师爱生 ” 之不足
                   王晓春
  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实在觉得尊生爱师和尊师爱生同样重要，前者甚至更重要。
我们自古以来，上对下只有爱，没有“尊”（尊重）。好的官史“爱民如子”；好的家长，父亲是“严父”，母亲是“慈母”，从来没有“尊重”孩子的说法。官史对百姓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居高临下的一种恩赐。这种爱通常都是主观的，以施爱者的感觉为准，而不考虑被爱者的感觉。下对上则只有“尊”、“敬”，不敢谈“爱”。下对上敢于说“爱”，恐怕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但是，对上级单用一个“爱”字是不行的，要用“敬爱”这显然是个偏义词，侧重在“敬”。对父母虽然可以说“亲爱”，但是我们看到电视广告上的孩子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许多人还是觉得别扭，总有一种“没大没小”的感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分清大小尊卑是最重要的。此之谓“礼”。
这就是“尊师爱生”口号的文化背景，文化基因。
尊师爱生口号最大的弊端是其中很容易隐藏着不平等，从而阻断师生心灵的沟通。教师对学生施加“爱”，学生对教师奉献“敬”。二者方向相反，平行而不相交，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没有交流，没有互动。难怪教师普遍地对学生是否尊敬自己十分敏感，而对学生是否喜欢自己则不大在意。难怪学生有心里话很少对教师说，人是不会对自己不亲近的人说心里话的，不管对他多么尊敬。于是，现在人们常提的口号“做学生的朋友”就往往落空。“尊师爱生”和“做学生的朋友”这两个口号有不同的渊源，还是前者根深叶茂，后者实际上并未深入人心，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绝大部分教师并未找到和学生做朋友的感觉，学生当然更找不到了。大部分学生连想都没想过要和老师做朋友，能碰到一个和气的老师，就知足了。
教师可以用“爱”，压迫学生，因为他能把自己所有错误的做法都说成是出于“爱”，为学生好，“恨铁不成纲”。学生则可以用“敬”拒绝教师。把躲避老师说成“爱”是不大通的，但要说是“敬”就说得过去，“敬而远之”嘛。古时候当官的出行，总有人举着两个牌子开路：“肃静”，“回避”。可见，按我们的文化传统，“尊敬”常常是要表现为“回避”的。我对你太尊敬了，所以要离你远点。如此看来，“尊师爱生”的口号对师生关系到底是沟通作用大还是隔离作用大，真的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提出“尊生爱师”的口号，以弥补“尊师爱生”口号之不足。
所谓“尊生”，指的是教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感情，尊重学生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尊重比爱更重要。我若是学生，我宁愿老师不爱我，也希望他尊重我。因为据我当年上学的经验，老师对我的“爱”，有许多我实在无法享受。经验告诉我们，教师只要尊重学生，不管爱不爱，学生都不会和他作对，至多不过是疏远而己。现在有许多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如此紧张，首要原因是老师不尊重他们，而不是不爱他们。所以，尊重是爱的前提。没有尊重的“爱”，肯定不是真的爱，那只不过是施“爱”者自己某种情绪的表现而已。
所谓“爱师”，指的是把老师当作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职务的化身来喜欢，和老师进行平等的交流。现在，教师在学生的眼里的形象通常只是上级，是“管”学生的官。可怕多于可敬，可敬多于可亲。我曾在某中学给学生讲课，我问学生：“你们有心里话对老师说吗？”全场同学齐答：“不说！”声音洪亮，斩钉截铁，而老师就坐他们身边。这就等于公开宣告他们基本上不爱自己的老师。这些学生对老师一般还是礼貌周全的，至于背后怎么评论老师，那是另一回事了。可见，现在学生对老师的态度，缺少的主要不是“敬”，而是“爱”。然而，教师却不一定这样看，他们往往认为学生现在最缺少的是对老师的尊敬，“敬”是多多益善，而爱不爱并不重要。因为“敬”则服从，则听话，这才是许多老师追求的良好状态。
教师不“尊生”，学生是不会“爱师”的，“尊生”是“爱师”的前提。
我并不反对“尊师爱生”的口号。我只是认为，光有这个口号是不够的，不全面的，不利于师生沟通的，不利于教师素质提高的。我想，光有“尊师爱生”的氛围，没有“尊生爱师”的氛围，素质教育其实是谈不到的。                     （本文作于1999。7。17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王老师的文章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而干老师的文章有点抽象,不想看下去.

建议小眼镜老师耐心读干国祥老师的文章，会大有收获。我就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晓春     2006，2，6

【21】
                   考试分数与教师素质
                       王晓春
在“言必称素质”的语境中，应试教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却谁也下不去手，这是一种可爱的老鼠。没奈何，领导只好下令，在有些学校试行改革，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制，学生的考试分数只有“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种。这样一来，学生倒是满欢迎的，特别是平时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成绩单发下来，几乎全班都是“优”。你有我有全都有；咱们老百姓，今儿个可真高兴。
不少老师产生了失落感。手中的法宝落地了，前进的目标模糊了，学生情况不清楚了，心了没底了。他们感觉自己像唐僧，突然接到大唐皇帝的通知：停止上西天取经的行动，只管带领众徒儿好好念经。怎么办呢？有人的对策是这样的：考卷还按百分出，判卷还按百分判，只不过最后给学生看的分数是等级制，百分成绩“内部掌握”。评分从一次变为两次，越改越麻烦。
模范教师心理不平衡。我努力半天，也看不出平均分比别人高多少，得奖金是小事，姑且不论，我的自我价值如何体现？这不成“分数大锅饭”了吗？
家长的心态是越发地躁动不安。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孩子的感觉，也不是孩子的分数，而是孩子的名次。因为孩子只有超过许多人，变成尖子生，才可能上重点，进大学，成龙成凤。家长会上公布的分数是大家一边高，家长就纷纷刨根问底，非要较量出个高低来。老师于是羞羞答答地说：“我这儿还有个百分制的分数，干脆我念了吧。”内部档案公开，等级制垮台，百分制复辟。
中学老师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在小学淡化分数观念，可是不能取消中考和高考。考试就要争分，1分都要争，0·5分都要争，孩子没有争分的意识，中学老师怎么教？中学和小学如何衔接？
分数等级制的改革一开头就遇到了这么多困难。如何是好？
建议用如下一些办法：
1·小学－二年级只给评语，不判分；三四年级用五分制；五六年级平时小测验用五分制，期末考试用百分制；初三则全用百分制。
2·宣布考试分数为私人的事情，学生有权知道自己的考试分数及名次。除老师家长外，旁人不得打听。老师和家长也无权公布孩子的分数。
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数变紧箍咒，又可以避免分数变成大锅饭。而且，可以使孩子对分数逐渐适应，避免突如其来的分数压力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自尊心，也避免孩子缺乏分数观念，对中小学衔接和升学考试不利。
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转变校长和教师的观念。推进素质教育，没有素质教育启蒙是不行的。政府行为固然需要，行政手段固不可缺，然而这些都不是根本，校长教师观念依旧，什么新举措执行起来都会走味变形。分数大锅饭和分数紧箍咒是同一种教育思想的两面，其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