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在考验中国

（2008-07-23）

● 王龙

　　北京人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的“血案”尚未平息，云南普洱市又发生一起警民暴力冲突血案。据《云南日报》7月20日报道，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胶农因利益纠纷与当地橡胶企业发生冲突，当地公安民警依法传唤在冲突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时，遭到当地部分村民暴力围攻，致使多名民警受伤、多辆警车被砸。公安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导致多名村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继“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之后的又一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尽管目前当地的事态已稳定，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会得到妥善处置，但在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还是令人有些惶惑不安。连续一个月来，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反思、总结、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不知为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痛定思痛中，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群体性”爆发的征兆。

　　关于这些事件的“类似”之处和起因不用细说，在每次“稳定群众的情绪，听取群众的诉求”的“重要指示”背后，都可以感受到隐藏着多么突出的社会矛盾。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应该说，这句话比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不过，倘若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有以偏盖全之虞了。

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

　　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把问题归结到“一些人”身上，这样的“工作方法”同样是“简单”。

　　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机煽动，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另一方面，一个月之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如果石宗源先生说的令人信服，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在这些人眼里，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不锄之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宁可像有些美国人那样把所有不同政见者当恐怖分子，也毫不手软。当然，秉持第二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在持第一种态度者的默许或配合下，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老百姓稍有不从，就“随便动用警力”，甚至干脆把人逼上绝路。

弱势群体利益缺乏表达途径

　　从理论角度说，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杨佳事件”为例，《北京晚报》近期在论及“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时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表达权利。促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是，从去年10月5日受到上海警方调查，历经多半年的时间，虽经过两次调解，杨佳的申辩却没有使结果有丝毫良性变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迫使”他作出了最坏的选择。

　　杨佳固然不能代表群体事件中的所有民众，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产生了“鱼死网破”心理不得而知，但这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绝望情绪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站在这个基点上分析，几起群体性事件虽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国家利益层次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ZF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以致有人为眼前区区小利铤而走险。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看来，这个论断的确高屋建瓴，因为时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着中国。好在各级ZF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条例和预案，竭尽全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但是，仅仅有文字上的条例和预案尚且不够，什么时候能把民生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层次，才能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作者为中国大陆资深评论人士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2008-07-31）

● 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ZF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ZF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ZF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ZF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ZF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ZF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ZF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ZF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ZF之间、ZF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ZF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ZF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ZF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ZF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ZF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ZF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ZF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ZF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ZF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和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ZF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ZF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GCD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