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楼主来历史论坛发言，关于治世与盛世，你所认为的治世是过程，盛世结果，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这里转一篇文章，是详细地谈这个问题的，希望对你的问题能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的“治世”与“盛世”
作者：南在江南 出自：蓝月山谷 浏览/评论：74/0 日期：2007年7月11日 12:18
中国古代的“治世”、“盛世”局面主要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武帝时代是公认的西汉鼎盛时期。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第27页说“开元盛世”“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前期之后出现的第二个盛世局面”（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此处的“西汉前期”是指“文景之治”还是指“汉武鼎盛”（姑且这样命名）？“治世”与“盛世”是一回事吗？这些问题绞在一起，含糊混乱，着实令人费解。
一、确切地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治世”与“盛世”是有区别的
从历史的实际来看，“治世”多指某一时代政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迅速，国力逐步增强的社会景象。如，西汉文、景统治时期，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基础上，坚持维护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统一，重视农业，多次减免田租，鼓励生产，改革法律，提倡节俭，使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的稳定，使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国家人力、财力显著增强。“贞观之治”时，“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牛马布野，外户不闭，“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这个记载也形象地勾画出了贞观年间丰衣足食、秩序井然的繁荣景象。
“盛世”则多指某个时代是当时整个历史发展的当之无愧的最高水平，是集大成者。如，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强大的汉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时都居于世界首位。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这是因为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正式确立。这一时代英才荟萃，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独尊儒术主要目的是垄断教育，进而控制仕途。它不必强行要求大家不要去读儒家以外的书，现实告诉读书人的是，你读儒家之外的书，你在国家官场里边谋取不到一官半职，而你读儒家的经典，就可以当官，它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第二编说“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治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所言极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王朝在各方面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两相比较，“治世”侧重于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言路通畅、人心喜悦等方面；“盛世”则侧重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等方面。前者往往强调民为政本，推行休养生息的宽舒统治，后者则是儒法并重的大一统思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必经阶段，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必然归宿。前者还有不尽人意处，后者必将盛极而衰。有人说，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它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它不会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这是很有见地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关系亦如此。
二、即使在“治世”、“盛世”局面下，也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危机
文景时期，是西汉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当时的社会矛盾依然相当复杂，如一部分地方豪强，叫做“豪强兼并之徒，武断于乡曲，”横行地方，国家对他们的控制是很少有效的。达官贵人的奢侈浮华，也就是所谓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奢侈浮华到了僭用皇帝的一些礼仪规范的程度。在国家的对外方面，或者就叫做综合国势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汉代和匈奴的关系上，更表现出汉室受匈奴的凌辱。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如文景减免田租，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更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等就是明证。
《资治通鉴》卷二二说“汉武帝征和四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汉武帝的“轮台诏”：“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李贽《史纲评要》卷七）这些评价虽然都是在充分肯定汉武帝晚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作真正的“自我批评”，却也从侧面说明汉武帝时代的矛盾和危机是极其严重而深刻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通常作为一般规律，盛世往往有被过分夸耀的一面。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说，什么是盛世呢，盛世是人们的一种惯用的称谓，是对德政的一种护符，是对官方文书的一种装饰。他还讲到一个观点，说对于百姓而言，盛世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感受究竟如何呢，是我们现在的人最难断言的。汉武帝时期的盛世，就是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社会危机：如兵连祸结，百姓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发，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那么为此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臣民，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难以估量。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清楚地道出了个中惨象。
汉武帝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ZF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非常喜欢大兴土木，兴建了若干宫殿群，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甚至还把他兴建的三个宫殿在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帝率领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物力！还有求仙，为了求仙他被多少方士骗过！但还是乐此不疲。国家再穷，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也要供养这批方士。其中有个栾大，汉武帝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还封了侯，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下嫁给他。其奢侈腐化可见一斑。
统治集团上层的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也是潮流汹涌，残酷异常。
唐朝的情况也如此。否则，玄宗后期为什么会出现乱政现象呢？
关于“康乾盛世”，有人更是用“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这样的话来概括，并尖锐地指出：“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三、古代“治世”与“盛世”现象的历史启迪
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唐朝也一样，如果没有唐太宗、武则天时期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唐玄宗时代的鼎盛局面。
这些“治世”、“盛世”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
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浅尝辄止、急功近利是最应该汲取的；
第二，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李世民奉行儒家的德治思想，始终认为“国以民为本”，人心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因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常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如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为了“善始慎终”“永固鸿业”，李世民“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如此看来，要求得稳定，“存百姓”是第一要务；只有正确认识人民力量的伟大，才能正确使用民力，发挥效力；
第三，统治者要多听不同意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人们总喜欢把秦皇、汉武作比较，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秦始皇最后导致了亡国，而汉武帝尽管他的晚年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但是汉武帝却把他的政权平稳地过渡给了他的后继者，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个“轮台之诏”。这个诏书的要害是说他自己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很有悔恨之心，一方面是不得不打仗，但是战争带来的社会危机，他意识到了，所以他说现在不是再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是恢复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鼓励农民重新从事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从原来的开疆拓土回归到了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之后不多久，汉武帝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诏书直接产生的作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把这个诏书作为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开始向和平建设方面转轨。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恢复发展时期，也就是汉代的第二个盛世，汉宣帝时期的盛世。所以汉武帝有始皇之失而无始皇之败，关键就在于他还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转轨。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尽管是垂暮的，但却是对时局了然于胸的有为之主的形象；
第四，统治者要自始至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好大喜功、沽名钓誉，更不能稍稍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专横跋扈，汉武帝晚年的“悔恨”很能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