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缚谁解脱——读《血火痴情——被尘封另类文革故事》有感zt
李宪源简介：
195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市一个具有很强农民背景的工人家庭。1970年10月参加工作，当过汽车修理工、仓库保管员；曾以“新右派”、“思想犯”之罪名被“隔离审查”并罚，做过轮胎工、起重搬运工和打铁工。“改革开放”开始后任汽车调度员、宣传干事。
1986年获南京师范大学“英文自学考试”文凭，后考入无锡市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公司任外销员、外贸业务经理等职。
1989年定居加拿大，干过各类杂工，曾在多伦多总医院和多伦多股票交易中心的计算机中心当过大型计算机监控操作员，现以个体经营电影碟片像带出租店为业。
1997年之后曾在《天涯》、《博览群书》、《中国经济时报》等和中文互联网上发表过各类时评政论文章。
李宪源有一个“狂妄”的ambition（雄心/野心）：当几百年后人们试图感性的了解文革时，将不得不提到自己这部小说——《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底层文革故事》！如果打赌的话，我压李宪源能赢。
不同于以往我们见到的那种仅局限于一私之仇、一家之恨中窥见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目前的前20章以及作为这部小说前身的《干枯风流情》里，我们可以通过作者那敏锐而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在这幅“清明上河图”上，各色人等都被画家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其人之或可敬或可恨、或可怜或可爱、或可耻或可悲之处都在作者的不动声色之中娓娓道来，让读者以自己的脑袋去独立思索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然而读者又决不会是远远地站在历史之外冷眼旁观，而是与人物休戚与共，跟随历史的旋律时而高兴时而悲愤、时而无奈时而迷惑、时而痛苦时而心酸。读者已经融入历史，或者历史已经复活！
这里就是罗陀思，就在这里跳跃吧！
文革何以发生？这是一个现今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思索过或者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顺口溜来搪塞的问题。固然，没有毛泽东就决不会有文革，但是单单一个毛泽东就能够发动一场把整个中国、六七亿人口搞得天翻地覆的运动？是毛泽东点燃了那场星星之火，但是使之能够成为燎原之势的干柴则早已堆满整个中国。解读文革之人往往把眼光盯在上层的权力斗争，却忽视了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这里的日常生活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在整个社会的微观结构中呈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实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无时无刻不在背后支配着人们的活动，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
小说首先从这里入手。
凌漪与高虹时，两个美丽的女人。前者本为歌舞团演员。因为在一场舞会上被一位师长猥亵，其丈夫愤而四处告状。在57年反右的背景下，被打成右派送去西北劳改。凌漪在被歌舞团扫地出门后来到交通局，为了给丈夫翻案，又和一位局领导发生关系被发现后下放到基层烧碱水缸。而在农村的高虹时，身为地主的孙女与母亲相依为命，被鱼肉乡民的生产大队戴书记霸占。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们，却不敢也无法反抗。一个是右派家属，一个是地主出身，作为这个社会的政治贱民，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她们各自遇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当凌漪的同事奚大雄从老婆那里听说了她的遭遇，立刻带她到处写证明材料。高虹时把自身的遭遇哭诉给下乡参加社教的大学生王小燕。身为烈士子女的王小燕，有着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自然无法忍受这种蜕化变质分子把持党支部，于是报告给下乡搞社教的工作组。
但是萤虫之光又岂能与日月争辉？谁是日月？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这是GCD的天下。GCD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她是一个庞大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组织。权力从何而来？仅仅是因为掌握军队、ZF吗？不，党的权力基础在于她凭借深入社会每个角落的神经末梢能够将信息指令及时的上传下达从而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谁是这种神经末梢？或者说党依靠谁来专政？听话的基层党员，党的驯服工具。党把这些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而作为回报，他们则成为党的化身，相应的也就分享了党的权力。
奚大雄虽然是党员，但显然不属于听话的工具这类角色。或许是上过战场，在市委给领导开过小车的原因，又或者是因为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硬气，他从来不买公司崔经理的帐。开会时别人都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他却偏偏只在快结束的时候才站起身拍两下手。还有一次奚大雄答应顺路带同事的母亲去上海看病，却发现崔经理的侄女坐在车里要去办嫁妆，愣把人家赶了出去。这种风骨无疑为奚大雄带来了极强的人气。同时也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当奚大雄带着凌漪找人写证明材料的路上出了事故，把中央领导的小车逼下水田的时候，崔经理等来了机会，敢为右派翻案，又把中央领导的车弄下水田，你奚大雄的政治立场哪里去了？于是罚他去修理厂烧碱水缸。
高虹时的背后虽然有工作组的支持。但是戴书记背后就没有人了吗？他在这里经营多年，他就是党的化身，党要依靠他来完成对生产队的控治。不错，工作组也是党派来的，但强龙又岂能压过地头蛇？公社的迅速行动使工作组连一个证明材料都找不到人签名。正像小说里面说的“在组织面前，任你有天大的本领，组织只要用小指尖稍会捻一捻，你就变成粉末灰”，不服不成呀。
但偏偏有人不服。此人就是组织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不管人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但有一条必须承认，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有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说是路线斗争也不为过。刘少奇强调专家治国、专家治厂，组建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更加强调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那种精英路线是在重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这些精英们成为党的化身却脱离群众，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他们怎么可能理解中国的普通群众，更不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正像小说中的哲学老师马进所质问的那样，“中国GCD自称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如果人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白骨成山，血流成河，最终得来的，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老结果，国家管理层仍然置个人利益于民众利益之上，那么，革命的意义价值何在？”
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试图以文化大革命作为回答。
文革是什么？有人说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血腥的时代，也有人说那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说明了一件事实，文革还没有结束，关于她的“记忆与遗忘”的生死攸关的斗争还在继续。
只要承认文革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那么他就已经开始摆脱那种空洞的符号形象——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的控制，而开始追问政治斗争的各方都以哪些势力为政治基础？都有哪些政治诉求？如此才能从那种脸谱似的忠奸分明、坏人斗好人的童话故事中解放出来。
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血火痴情》中作者以“哀而不怨、色而不淫”的白描笔法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有着各自的独立的政治认同的社会群像。读者眼中的人物不再是空洞、苍白的概念，而是可以从人物的背景和思想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动机，从而感受到历史的纷繁复杂。
例如，作者在描述文革初造反组织的两个典型苏南工学院和惠湖中学时，我对两个造反组织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倾向。
苏南工学院里以王小燕、曲湘川、马进为首的造反派将矛头直指学院党委办学路线：过分强调专业和分数、却忽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这些从小出身于优越家庭的“天之骄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狂热的成名成家动机之下种埋头专业、死啃书本，这样培养起来的一代人，今后由他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看待那些不幸被出身或命运，扫落在粪土尘埃之中的大多数同胞呢？共产主义事业就靠他们来完成吗？
这批造反派主要代表了出身城市中下层、家境与工农子女所去不远的的学生，以及少数受到学院压制排斥的青年教师，从中似乎可以窥见在空洞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下悄然出现的社会裂痕。
而在裂痕的另一边，惠湖中学以红五类子女为主的红卫兵不能不让人感到厌恶。出身军人家庭的黄军对家境不好的同学袁世清的嘲笑使其班主任杨玲想不通，他们的家长在参加革命前大都家境也好不到那里去，为何刚刚换了一代人，神气姿态，就跟那些凌辱他们父辈的地主老财一个样？文革一来，这些人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旗号，批斗黑七类子女以及教师，让人不寒而栗。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文革伊始派驻各校的工作组了。不了解工作组在文革开始50天内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读懂毛泽东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文革的方向，那他们是如何领导的呢？把文革当作57年反右的继续，以学校听话的基层党团员、学生会为骨干力量，把凡是向党委（在他们看来这是党的化身）提意见、帖大字报的人都打成右派，进行游街批斗。派出工作组的乃是市委，权力的中枢，他们是无法容忍这种向权威挑战的造反行为的。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冲击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就是要造这个官僚机器的反。
于是他奋而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发出指令要将工作组“统统驱逐之”。从此造反派解脱了枷锁，GCD的组织不再能够控制群众的自发运动，“四大民主”的方式开始被群众广泛运用。如果说工作组的50天是阴暗压抑的50天，那么此后则是广大群众获得了空前的公民自由。
然而，从此就是高歌猛进了吗？跟随作者的笔端，我们又开始了彷徨……
2005年11月30日草写于西安
附记与随想：
1，由于目前我只看到《血火痴情》的前20章，因此这篇感想只能写一半，而且只是概括了前12章。后8章我觉得和以后再看到章节放到一起写为好。名字已经想好：解脱至何所——读《血火痴情》有感（下）
2，写作本文时毛泽东的一首词总是萦绕于脑海。
诉衷情 1974年 毛泽东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3，李宪源刻画的人物形象都很生动、饱满。可惜我没有生花妙笔，各位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脸谱。我想举一个例子，王小燕和杨玲。这两个女子都有疾恶如仇的个性，本应能够成为好友，然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在双方各自的特殊背景下却对这场政治运动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王小燕自不必说，铁干的造反派。而杨玲因为自己两个无辜学生的惨死、因为亲身受到的批斗，对这种暴力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在这两人的对立中，作者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张力去探究历史和人性。这令我想到另外两个人，覃嘉明和楚望台。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两个人政治立场大相径庭的青年才俊今年都才20岁，都是学的法律，而且都可以说是行动派。覃嘉明在今年重庆特钢工人的游行中被拘留，前不久才被释放。楚望台在陕北的调查听说也有很多惊险。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果真没有共同点？9月的时候覃嘉明发起过支持重审王斌余案的联署公开信，而楚望台也坚定的表示王斌余罪不致死，一定还有希望。这希望一闪便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4，当吴敖祺看到箫武的《我们生活中的饥饿》时，他觉得惭愧和感动——作为一个外来者面对底层——他发现自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但果真值得惭愧吗？
一次，一个在学校的朋友对我说，他觉得还是稳定些比较好。我笑他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这位尊马（克思）、尊孔（夫子）、尊朱（文公）的朋友想了想，说，的确如此。
自己又如何呢？读到《我们生活中的饥饿》时，我分明没有那种惭愧和感动。但我真的理解底层吗？我彷徨……
